1、苏州工业园区模式：核心的问题是人才

苏州工业园区的模式能不能在中西部推广？曾经多年担任苏州工业园工委书记的陈德铭认为，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跟它挨着上海，以及苏州的地域、经济、人文有关系。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可以复制，国内很多地区也正在复制，其中，核心的问题是人才。

中西部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好，但是怎样用一种世界的眼光、从全球角度去看去思考问题，却是很重要的。

陈德铭回忆，当年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苏州所有乡一级以上干部，江苏省各部门、中央各部门有关该项目的干部，全部到新加坡去培训。培训的机票费由苏州出，在新加坡的费用是新加坡出。

新加坡上的培训课，一个讲如何亲商招商，比如说他们在世界各地招商的代表是有任务的，一年要敲100个跨国公司的门，要做到有十分之一也就是10个公司到新加坡去考察，最后成功1个。第二，他要讲城市的建筑规划理念、生态环境，还有讲到他们的养老金制度等。新的人才要有国际的视野，当年设立苏州工业园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到广东去，看到他们的服装、鞋帽、家具发展很快，我想我们不能再发展这个，就以电子和机械为主，那么现在那些（中西部）地方是不是也要根据当地的能力、资源、现有条件来发展，不要完全用雷同的产业政策去照顾。

2、苏州工业园模式经验：招商团队的成长，比招商金额更重要

从工业园区的选址谈起，陈德铭说，李光耀曾向他讲述选择落户苏州的原因，一是靠着上海，可获得各种现代化大城市的辐射，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苏州有人文的优势，而李光耀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。陈德铭指出，近20年过去后，苏州乃至整个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仍然是中国发展最快、最好的地区，他深感李光耀是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，“资政选择在苏州，是很正确的”

在苏州工业园早期的组织构架、规划等等方面，李光耀都直接给予指导，并且多次亲赴工业园区。园区动工那一天，李光耀说的一句话让陈德铭非常动容。“他说，如果十年以后我们的工业园区取得了成功，我会在九泉之下，脱帽向你们致敬，我当时真的很感动”。

不过，工业园区在发展初期并非一帆风顺。新中两国因为在文化、管理经验和法律制度上的差异而出现矛盾。

陈德铭说，头几年的发展总体双方配合还是比较和谐，双方为制定工业园区的规划和打造基础设施建设一起奋斗，“夏天汗流浃背的时候穿着汗衫短裤，一起在工地上劳动”。不过，在苏州工业园区动工几年后，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使得招商引资的工作变得困难，双方的矛盾也渐渐浮上台面。

那时中国的国际资本开始往外流，但苏州工业园区正好刚刚完成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正准备对外招商引资，外资流出导致园区的部分项目与周边一些开发区形成了竞争关系。于是，李光耀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反映相关问题，江泽民非常重视并指示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具体处理。新中双方接着展开磋商、沟通与谈判，当时担任苏州市长的陈德铭深入参与，并与新方进行了一年多的磋商。

陈德铭说，“整个讨论应该说非常冷静的、理智的，也是比较融洽的”，双方协商期间的很多想法都获得李光耀支持。陈德铭表示，他完全可以理解李光耀坦率面对及处理问题的态度，金融风暴当时给新方带来了压力，而新中在合作上出现的问题确实应该面对并解决。

新中合作出现困难，陈德铭说，李光耀当时强调，不应只着重招商引资的金额，还应该注重团队的成长。为确保园区发展顺利，陈德铭后来除了担任苏州市长，也兼任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
现在回头看，陈德铭表示，当年因苏州工业园区出现矛盾而累积的经验之道，让中国方面学会如何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去合作、跟世界每一个国家交往，包括在区域合作与多边领域谈判中，都必须找到双方或多方利益的交汇和共赢。对个人而言，陈德铭认为，这为他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累积了经验。

2002年1月，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率团访问新加坡，再次与李光耀见面。陈德铭特别向记者提及，李光耀当时对他讲的一段话，至今对他本人、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者、对苏州民众都起很大的鼓励作用。

李光耀说：“中国这么一个大国，有13亿人口，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很快，完全跟得上新加坡”。他还强调，苏州与上海很近，一小时车程就到，可以成为上海以外最美的城市、最有效率的地方，已经确定的计划不要随意更改，要建设漂亮的城市，给人民、客商和旅游者一个好的环境，“新加坡可以做得到，你们也完全可以做得到”。